都说李世民是武德三年夏县屠城的罪魁祸首，事实并非如此

战局在武德二年十二月发生重大转折。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后者派尉迟敬德率精兵驰援。在内外夹击之下，唐军遭遇惨败，李孝基等主要将领悉数被俘。李渊采取离间计策，试图通过赦免和封官来招降吕崇茂，但计划败露导致吕崇茂被杀。而撤退中的尉迟敬德部队，则在美良川遭到李世民部将殷开山、秦叔宝的伏击，损失两千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李孝基等人兵败后，李世民仍未接管夏县战事指挥权。李渊亲自坐镇华阴，直接指挥夏县战事并保障李世民部的后勤补给。据《资治通鉴》记载，从武德三年二月至四月初九，李渊一直驻跸华阴，期间所有关于夏县的军事部署，包括派遣桑显和进攻吕崇茂，以及秘密招降计划，都是李渊亲自决策的。

直到武德三年四月，李世民在击败宋金刚、刘武周主力后，才开始正式负责平定夏县。这一时间节点在《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中都有明确记载，前者称\"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后者则记载\"（武德三年）五月，帝（李世民）发并州，仍以旋师平夏县\"。

二、屠城命令的真实来源考辨

《新唐书》明确记载：\"（武德三年）五月壬午（二十日），秦王世民屠夏县\"，《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表面看来似乎将屠城责任归于李世民。然而在《通鉴考异》引用的《高祖实录》中，却出现了李渊的明确指示：\"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司马光对此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可能是史官为李世民开脱而将责任转嫁李渊。

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李渊下达屠城命令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首先，从动机角度分析，李世民长期未参与夏县战事，且该城在被其接管后迅速平定，未遇强烈抵抗。以李世民的政治智慧，不太可能采取如此极端的处置方式。反观李渊，在亲自指挥夏县战事数月未果后，确实存在采取极端手段的动机。

其次，李渊在屠城事件后颁布的\"赦晋潞等州诏\"（《新唐书·高祖本纪》）颇值得玩味。该赦令特别赦免了晋州、潞州、隰州、并州等地的从乱者，却刻意排除了夏县所在的蒲州总管府辖区）。这种选择性赦免政策，暗示李渊对夏县怀有特殊敌意。

三、具体执行者的身份确认

即便屠城命令出自李渊，李世民是否参与执行呢？多方面证据表明这种可能性极低：

1. 时间矛盾：史料明确记载李世民于武德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返回长安。夏县距长安约500里，若其亲自指挥五月二十日的屠城，则需在九日内完成行军。考虑到当时军队需押解俘虏、运输物资的实际情况，这种行军速度几乎不可能实现。

2. 碑文佐证：《常何墓碑》记载\"武德二年，令与刘弘基等，至百崖招慰。军还，又与宇文颖平夏县。\"这一记载将平定夏县之功归于宇文颖而非李世民。若李世民确实主导此事，以常何墓志铭彰显功绩的性质，理应特别提及与太宗的合作。

3. 军事部署：史料显示，李世民在平定夏县后立即返回长安，为三个月后（七月初一）东征王世充做准备。这一紧张的军事调度时间表，也佐证其不可能在夏县逗留过久。

综合以上考证，可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夏县屠城命令应出自李渊的决策，实际执行者为宇文颖。但由于当时李世民作为河东道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身份，史书将此事记于其名下也有一定依据。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正体现了历史研究中需要多方考证、谨慎判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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