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秦腔那遥远的故事
说说秦腔那遥远的故事
秦腔历史上的辉煌事件解析
作者：伍永尚
在阅读这篇文章前，首先要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在汉语里，“声、音、腔、韵、调、曲”六个字均属近义字。如果在每个字的后面加一个“调”字，就会组成六个几乎可以通用的近义词：“声调、音调、腔调、韵调、调调、曲调”。如果在这六个字的前面加一个“秦”字，则会变成可以通用的“秦声、秦音、秦腔、秦韵、秦调、秦曲”。探索秦腔，对古文献里有关这六个词语的用法，应当有统一的认知。
言归正传，2009年11月份，陕西省在北京举办的“陕西秦腔文化周”活动期间，原文化部副部长，后任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连看三场，情不能已，遂填《浣溪沙》五阕，以表观感。”词中谈到关于秦腔的几个的远古的历史事件，我们先诵其三阕佳作，再解其义，原词：
《浣溪沙》 郑欣淼 2009年11月
搏髀弹筝意纵横。秦王击缶善秦声。
梨园青史亦峥嵘。梆子源流且远溯。
康乾花雅自相争。至今尤忆魏长生。
古调逢时但独弹。新笙歌里旧衣冠。
移风易俗着先鞭。
到底是知根知底的文化巨匠，仅有九句，却涵盖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秦腔诞生与发展长达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每句都有精彩的故事，本文就以此序，逐句解析，慢慢道来。此文曾发表于《西安晚报》，今天略有改动。
秦腔到底始于何时，历来意见不一，噪音不断。郑先生在词里有八句提到几个有记录的历史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理头绪。
节假日和业余时间，环城公园、市区公园都是秦腔爱好者的天堂，旅客游客都味的水秀不同，像节日一样
郑先生词中：“秦王击缶善秦声”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83年。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受赵惠文王之诏，身揣“和氏璧”与秦王周旋，戳破秦以“十五城”换“璧”的骗局，完璧归赵，甚得赵王的赞赏。秦王并不甘心，四年后，又提出与赵王同归于好，准备在渑池相见。赵王在蔺相如的陪同下如期赴约。两王正对饮美酒，秦王突然提出让赵王鼓瑟，赵王照办后，秦王令御史纪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喝酒，秦王曾命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出其用意，也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秦腔唱的好，也请秦王击缶唱几句，大家互相娱乐。”秦王很生气，不干。于是蔺相如拿来瓦盆（缶。秦国敲响乐器），跪到秦王面前催促，秦王还是不肯。相如说：“我走五步，你不击，我就死在你面前。”亲王的护卫要杀蔺相如，相如瞪大眼怒叱，周围人都愣了。这时，秦王虽不高兴，也只得敲了缶。相如照本宣科，招呼赵国的御史纪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唱秦声。”接着，秦国的大臣说：“赵国应该拿十五个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却说：“那不如秦国用咸阳给赵王贺寿。”酒宴上，秦王始终不能占上风。随后赵国加强了防卫，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这段文字谈蔺相如的聪明智慧，坚强忠贞，也提到了秦王会唱秦声的论证。那么什么叫“秦声”，是不是有人说的，“秦声”就是秦代的音乐，看看秦朝的李斯是怎么说的。见下面一句：
习仲勋同志曾是易俗社的“社员”，亲自把易俗社交给西安市市长，把剧团名叫“西安市人民政府易俗社”
郑先生词中：“搏髀弹筝意纵横”
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37年，战国后期，六国惧怕秦国，想方设法阻止这个强大敌人的扩张野心。韩国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主动帮助秦国兴修水利，挖掘工程浩大的灌溉渠，意在削弱秦国的国力。“郑国渠”修好后，秦始皇发觉上当，遂对秦国籍以外的官员下逐客令，全部赶走。身为客卿的李斯本为楚国人，也被驱逐。走前他给秦王写了奏折《谏逐客书》，首先肯定外籍人士对秦国发展的重大贡献；其次以秦王的爱好为例，讲到财富共享的道理；最后警告秦王，把人才赶走等于资助敌国。他批评秦王“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不利于统一六国。秦始皇阅后即刻觉悟，令废止，急派员追到临潼将李斯迎回咸阳。书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中讲到秦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意思是除了以上这种真正是秦之声以外，当时流行在秦国的不少都是“异国之乐”，如“韶虞”、“武象”等雅乐和郑卫等地的桑间小调。李斯在奏折里用短短的二十二个字，把秦声的音调和明显的特点讲的很清楚。两件敲击器：击瓮、叩缶。过去没有大铜锣的时候，用击瓷瓮增加气氛；叩缶，就是把瓦盆扣起来敲盆底，演变到今天，就是戏剧里常用的“扁鼓”，此鼓像盆一样，口向下，不封底，声音清脆，被各种剧目普遍使用，这就是秦腔对全国戏剧的影响的历史见证。
《三滴血》的彩色剧照郑先生词里写道：梆子源流且远溯
历史所描述的秦之声力里：“击瓮叩缶”可以视为敲锣打鼓。“弹筝”：就是古琴伴奏。当时是没有“胡琴”，即人们称之为“胡胡儿”，“胡”指西域胡人，是秦后的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29年出使西域时引进内地的弦乐器。“搏髀”：就是拍打胯骨，一边唱，一边拍，掌握节奏。随着社会的进化，总不能一味地拍打身体，就用两个木棒敲击，称为“梆子”。秦腔为“梆子戏”的“鼻祖”，没有任何夸张。“而歌”：就是高唱。“呼呜呜”就是指声音很大，后来史书上出现的“呼呜呜”（也写“呼於於”），就成为秦腔的代名词。至今中国336种戏曲，没有哪种戏有秦腔的调儿高。“快耳”：听起来很悦耳，很舒服，这才是真正的“秦之声”。如今的婚庆丧奠，婴月老寿，以及城墙下的秦腔自乐班的阵势：围坐一圈，锣鼓配套，梆子配乐，高声清唱，仍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老样子。
贺龙看望易俗社的演员再补充一个相关的历史纪录。公元前91年，汉代的滑稽戏、讥谑戏、角骶戏、傀儡戏已能宣传“谦礼为让，损减为乐”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乐”列为帝王治“道”的“礼、乐、政、刑”四大内容之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他认为“音正而行正”，并给五音“宫、商、角、徵、羽”冠以理念：“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他还写道：“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他把当时流行的音腔分为三类：“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秦腔净角所唱的塌板、箭板就有古时战场上鼓气助威的呐喊声，有很大的威慑力和奋斗不息的精神，保留其“兴而士奋”的“嘄噭之声”，即秦李斯《谏逐客书》里说的“呼呜呜”，被视为秦腔的看家调。公元前71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他的《报孙会宗书》中写道：“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应劭注：“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颜师古注：“呼呜呜：引李斯语，是关中旧有此曲也。”从秦、汉以后，古书中的“呼呜呜”，也写作“戏於於”，连同杨恽的外公司马迁《史记》里说的“嘄噭之声兴而士奋”，《汉书》里讲的“粗厉奋猛之音作，而民刚毅”；都代表嗓门高大的秦声，可见其历史的悠久。
鲁迅1924年来自安讲学20天，到易俗社看戏五场郑先生词中：“梨园青史亦峥嵘”
梨园，旧址在唐长安城的光化门外，即今西安西北大白杨村附近。公元742年，唐玄宗知音律，酷爱法曲，在理国听政的业余时间，教“太常乐工子弟300人为丝竹之戏”。虽然大家一起奏乐，但有一人声音有误，玄宗都能发现并马上纠正。“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安史之乱后，“两京陷，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离宫园囿，遂一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新唐书》）据说，杨贵妃也常到梨园亲自施教。嗣后，戏剧界尊玄宗为“戏祖”；称戏曲界为“梨园”。
秦腔在民间流行两千多年，是文化生活的主要支柱，啥时演戏都是人山人海。赶马车，犁地、浇水种收庄稼都会听到高昂的秦腔，郑先生词中：“至今尤忆魏长生”。
秦腔著名花旦演员魏长生生于1744年，四川金堂人。十三岁到西安学艺。当时西安已有双庆班等专业秦腔演出团体。1774年，即乾隆三十九年，魏长生与徒弟陈渼碧进京演出。上演《滚楼》一剧轰动京城，在争斗中，秦腔班以“不雅”为因被逐出。离京后，魏长生师徒下江南，到扬州、苏州等地巡演，颇受欢迎。当时，清代文人费执卿在他的《扬州梦香词》中写道：
“扬州好，庙观戏场开，几处士官酬愿起，一班戏子挂衣来。喝彩打歪歪。”
“扬州好，几处怡游场，转串大秦梆子曲，越伶安息棒几香，一觉十年长。”
1802年夏天，魏长生在北京演完《背娃入府》下到后台就与世长辞，终年58岁。观众掌声不断，只好用椅子抬着已经断气的他出台谢幕。魏先生“以表演细腻，且对伴奏、化妆、表演多有改革发展，对当时的戏曲演员颇有影响。”（《辞海》）魏先生在中国戏曲历史上除了古代春秋时的优孟、优施和秦倡侏儒优旃外，是最早的有生辰纪录的戏曲演员。
郑先生词中：“康乾花雅自相争”
说的是康、乾年间发生在北京的戏曲大战。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九十三回写道：“那时开了戏，也有昆腔，也有戈腔、梆子腔，做得热火。”书注：“清乾隆中叶曾在北京兴盛过的戏曲声腔，因用梆子节乐而得名。”
1801年，魏先生率秦腔班返北京。当时在京城演出的有奉清皇帝乾隆之诏于1790年进京的四大徽班，还有昆曲和汉调。六大班伶在北京的戏曲大战，以秦腔胜利而告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九十年前的北京戏曲》一文里写道：“秦腔既盛行，四大徽班中的和春班，受了它的影响，在昆曲高腔之外大唱秦腔戏。”杨掌生《辛壬癸甲录》：“自乾隆间魏长生在双庆部，其徒陈渼碧在官庆部，相继作秦声以媚人，京腔以次销歇。”徐慕云《中国戏剧史》：“是实秦腔适至，六大班伶人失业。遂争相附入秦腔班觅食，籍免冻馁之虞。秦腔初入都时与京腔互争地位之时期，其后日益蓬勃，居然把握北京戏剧之主要部分，此亦可见其魔力之大矣。”
十九世纪中叶，昆曲、秦腔、徽剧、汉调四剧种以其精华培育、滋润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1850年前后，昆曲衰落，1905年，四大徽班解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二剧被抢救复出。1948年，红极一时的京剧“富连成科班”停业，而秦腔以其深沉的锣鼓梆子，优美的琵琶胡琴，记录着历史，诉说着变革，雕琢着黄河文化的丰功，创造着戏曲艺术的伟绩。
周恩来同志与演员合影郑先生词中：“古调逢时但独弹”
讲的是1924年七月，鲁迅先生和北大、北师、东南、南开等大学的十余名学者、教授应西北大学教授傅桐之邀，到古城讲学，于七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六日、八月三日五次到易俗社观看演出。剧目有《双锦衣》、《大孝传》、《人月圆》等。临行时，将讲学报酬仅留路费，余现洋五十圆全赠该社。随行的《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先生同时捐赠五十圆。为祝贺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题写“古调独弹”四字，并刻制成匾额相赠。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是极力反对戏曲的，认为那是旧文化，是糟粕，指责戏曲跟不上时代。他曾在上海文化名流接待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时，因为碰到京剧大师梅兰芳而颇感不悦，有“掉价”之嫌。这也是“先生”唯一一次与“大师”会面。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大辩论中公开倡导：“戏曲是丑恶的东西，应该抛弃掉。”若因礼节陪客看戏，则如坐针毡，汗流浃背，难受之余一走了之。据说，鲁迅先生有两恶：一是京剧，二是中医。但在西安二十天，却主动到易俗社看五场戏，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根据随先生来西安的《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先生回忆，鲁迅多次看完演出后，都非常兴奋，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从此鲁迅先生改变了对中国传统的古老戏曲的偏见，鼓励用戏曲教育人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秦腔改变了鲁迅”。（网络有本文作者的考证文章《秦腔改变了鲁迅》，可搜索）
朱德同志与秦腔大师刘毓中亲切握手郑先生词中：“移风易俗着先鞭”
讲的是中国唯一的百年剧团“易俗社”。中国戏剧活动家、剧作家、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先生在1957年六月，西安视察时语重心长地说：“我国有这样一个即将生存半个世纪的剧团，中央还不知道，太不应该。现在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只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团，一个是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易俗社了。”又五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存在了一个世纪的、具有革命传统的西安易俗社是 “中国之最”、“世界第三”呢？提起易俗社，还得从孙中山说起。
1907年，孙中山指派好友井勿幕回陕西进行反清建立共和政权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井先生与同乡好友李桐轩共同商议，在文盲众多的国度里，要教育民众，非用戏曲不可。他们的观点得到同盟会有志之士的大力支持。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武力威胁孙中山让位，成为临时大总统。引起包括陕西在内的全国同盟会员的极大不满，由陕西省修史局总纂李桐轩、修纂孙仁玉二盟员发起，张翔初、郭希仁、井勿幕、杨西堂、陈伯生、王伯明、薛卜五、高培之、胡文卿、刘介夫、李子州、田灵仙、李春堂等163名爱国军政界人士响应，“以开发民智，寓教育于戏曲，补助社会教育，易风移俗，改变同胞志趣”为目的，筹建陕西易俗社。
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和孙仁玉1912年八月十三日，在陕西省议会大厅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徐幕云先生在《中国戏剧史》写道：“陕西历任军政要人皆尝极力赞助，故规模日益宏大。”
“为秦腔的模范科班，其角色之整齐、脚本之精美、戏装之华丽，自应执秦腔班之牛耳。全班学生，除了上台演戏之外，均按时上课，授以学识。较北京著名之富连成科班（京剧科班）相比，完善多矣。该社不尚陈老剧，时常编排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警世新剧，以符‘易俗’之名。他们将明、清两代之辱国痛史搬演于舞台之上，发聩震聋，极易感人，较全国流行之皮黄剧（京剧）反觉明显而有意义。” 成为“全国首创第一戏剧教育学府”（戏剧活动家封至模语）。建国前，易俗社办班十三期，培养学生六百余人。创作改编剧目500多部，他们以“寓教育于戏曲”为宗旨，以“开发民智、振兴实业”为己任，为宣传爱国、民主、科学和秦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身也在不断壮大。
1920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时国民政府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王章祜给易俗社颁发金色褒奖状，指出：“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与社会教育关系至巨。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业经、呈请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奖状，以资鼓励。”
1921年三月，易俗社在武汉成立“陕西易俗社汉口分社，”，包括当时南通伶工学社社长欧阳予倩在内的各界名流热烈祝贺并积极宣传。
1927一月二十六日，西安各界欢迎西北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有苏联共产党代表参加，易俗社在新城欢迎会上演出。二月七日，为纪念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四周年，献演新戏《白丁书》、《探监》。
1932年五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易俗社全体90多人，在副社长耿古澄的率领下，带着新排的《颐和园》、《出五关》、《灭莽记》等爱国戏，先后到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山东、江苏、经开封、郑州等五省十三市、县的部队、城乡宣传抗日。当年九月十八日，在郑州纪念“9.18”事变一周年，该社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控诉日帝，1933年元月三十一日返回西安，长达257天。1933年元月三日，天津《大公报》以《易俗社载誉离平，昨日下午专车赴济南》为题，高度赞扬易俗社的北京之行，报道说：“真正秦腔陕西易俗学社，此次来平共演二十一日，深受社会人士欢迎，轰动九城，每场满座。除私人欢宴不计外，如国剧学会、法政学院、戏曲学校、陕西同乡会、故宫博物院等，或则设宴招待，或则欢迎参观。成绩优良，印象大佳。固该社之剧本，足为社会教育之助。该社演员各有特别优秀之处。而秦腔自固有历史与价值，实亦重要原因也。”
1932年九月十一日，时任国民政府委员长的蒋介石，以易俗社“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提倡教育，促进革命之艺术表演，与其它剧社迥然不同”为理由，委托陈果夫给易俗社赠送一千大洋，让多印剧本，推广全国。
1937年五月，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委托孙隆吉、刘定五发函，邀请易俗社进京演出。该社以强大阵容，在副社长耿古澄、教务主任封至模带领下，于六月六日到达北京。先后在怀仁堂、哈尔飞大剧院、长安大剧院、西苑、南苑等剧院演出爱国剧二十多本。六月十七日北京《全民报》评介易俗社在怀仁堂演出《韩世忠》的报道说：“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门外者大有人在。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仅见。”报道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一污痕。”该报认为《韩世忠》“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振聋发聩，立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京剧大师马连良“包厢”观摩易俗社的演出。
1937年七月七日，易俗社正在北京宣传演出，与京剧界名流交流。当天《京报》发表该社教务主任封至模的文章，介绍两出爱国剧《山河破碎》、《还我山河》，文中大声疾呼：“观此剧不扼腕而叹、奋臂而起是无人心也！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山河吧！’”当晚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爆发七•七事变。易俗社在战火中坚持演出，到七月十日由宋哲元派汽车护送至保定车站上火车返陕。当时北京的哪个剧团、艺员能向易俗社这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用戏曲手段进行公开的斗争，如果有，宋将军也不必花如此代价请易俗社进京造声势。
1938年，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丁玲率团来西安，受到易俗社的热情接待。为表示对革命的支持，赠送戏装一箱，这成为当时红色政权文艺团体唯一的古剧装。丁玲1980年回忆这事时对肖云儒说：“易俗社送给西战团的行头，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从那时以后，西战团就可以独立演出秦腔了。在西安这四个月，实是我一生很难忘。”
易俗社大门保持110年经考证，西安易俗社从1931年到1945年，是全中国唯一坚持用戏曲抗战十四年的大型专业剧团，在此期间，他们两进北京，四过中原，南征北战，东奔西跑。台上台下，唱爱国戏，走街串巷，演活报剧，深得爱国群众和舆论界欢迎。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观看并高度赞扬。在全国，蒋介石给易俗社颁发褒奖和奖金。站在公证立场，国家在为参与抗战将士颁发纪念章的同时，是否应当给西安易俗社颁发“用戏曲抗战十四年的大型专业剧团”的光荣匾额和荣誉证书。
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易俗社演职人员1949年京剧名旦程砚秋到易俗社求觅剧本，派人抄录一个月。他说：“我此次来西安的唯一目的是向易俗社请教。秦腔艺术的独到和专长，就是表演细腻，描画的深刻，工夫的精纯，应该说易俗社在这方面的功绩不小，也是我们京剧工作者望尘莫及的。”他说：“中国戏剧两大发源地——西北和东南，比较起来，论历史的悠久，成就的伟大，西北远在东南之上。”易俗社提供给京剧及全国各剧种的戏本达百出，从来不计报酬。有的戏被照搬，有的被改编，有的被剽窃，该社没有因此而追究，相反积极协助，使其在舞台上能比自己演得更好。如今《看女》、《柜中缘》、《三回头》、《小姑贤》、《三滴血》、《双锦衣》、《庚娘传》、《殷桃娘》、《夺锦楼》、《将相和》、《韩宝英》等仍在戏曲舞台绽放光彩。
毛泽东主席1950年接见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代表时，握着易俗社副社长高培支的手问：“老人家，你是从那里来的？”高答：“陕西易俗社。”毛主席说：“你们是剧团，有长久的历史。”高先生事后常激动的对人讲：“毛主席知道我们易俗社，这是易俗社最大的光荣，是对辛勤创建、发展易俗社的已故的和在世的同仁们最大的安慰。”1951年七月十三日，易俗社举行政府接管庆祝大会，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统战部长汪锋、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副市长张锋伯，以及马健翎等领导及各界人士、易俗社全体员工共数百人参加。当习仲勋同志指着大横幅上“接管”二字说：“怎么叫接管，应该是接办，本来就是革命剧团。”
三滴血剧照欧阳予倩先生1962年8月14日在《人民日报》纪念易俗社成立五十周年的的撰文中写道：“中国有几个易俗社，天津、山东都有过，只有陕西办的最有成绩。在我们国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剧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当年国家文化部专电致贺易俗社成立五十周年。
198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郭汉城在出版易俗剧本集时写道：“他们（易俗社）忧国伤时，深感于国家贫弱和人民的愚昧，主张改革戏曲，作为社会教育的辅助，以达到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目的。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进步的重要的戏曲改革团体。更重要的是他的新的戏剧观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理想，而不是一个以演戏赚钱混饭吃的普通的演出团体。”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易俗社不同于一般戏班子的特殊之处，这个评价在中国戏剧团体里是唯一的。
广东电视台于1995年制作《中国之最》系列专题片时，拍摄播放了中国剧团之最：《西安易俗社》。易俗社不仅是中国剧团之最，它传统的爱国表现和在抗日战争中的勇敢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易俗社成立一百一十年，编演戏剧达680多出。与时代的需要相结合，与人民的思绪相沟通，与群众的精神相联系，使戏曲努力服务于社会改革。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大胆改革，形成自己的流派，在秦腔及戏曲界独树一帜。他的规章制度，民主管理，也为文艺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强烈的爱国意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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