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诤（12）忠和孝的抉择：晋朝“以孝治天下”的悖论

于是，孝也被人用来成为党争的一个武器，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是益州的小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后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

孝的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王澄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有这样的国法或者政策，本来也没错，至少孝心本就是每朝每代所倡导的好事，但是，让司马皇家棘手的是，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晋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从理论层面说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

跟温峤的忠而不孝相反的是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就连本文开头的那个弹劾梁龛居丧期间宴会的刘隗，口口声声宣称大孝至上，最后却背叛东晋投靠后赵，落得个不忠。

忠孝两全是人伦之至，是理想境界。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儒家认为应该以“忠”为大为重。“孝”是为人的最低的要求，是人最根本的价值体现。《论语·颜渊篇》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而“忠”是孝的延伸，是进一步提升自己、实现自身价值的更高一级目标，“忠”的实现必然已经包含了尽孝在其中。忠孝矛盾时理应舍小利而取大义。

但在晋朝，却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西晋灭亡和东晋临终，很少有人为国捐躯，这种现象跟宋末、明末完全不同，原因估计就在这里。

当然，让人尴尬的是，倡孝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自然让人联想到它的虚伪。阮籍的侄孙阮简因为在父丧中食肉，被皇帝废弃近三十年不用。而当年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司马昭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晋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再看看司马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面对这项国策，皇族们却肆意践踏，更加虚伪。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他们是不孝的最大典型，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只是做给普通人看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于是，有人把晋朝的孝治天下看作是演戏，晋朝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套用网民的一句话：“因为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此言不无道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